当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见到这惊恐的一幕幕时，读了辈子“仁义礼智，天地君亲师”的于竹君忽然觉得眼前恍惚。入夜，风嚎似鬼，惨月当头，他神失常了。
于竹君神错乱后，觉得鲁迅写《狂人日记》痛斥吃人现象未免小题大。这位学法出身的县爷还引经典地挥洒一文，为吃人者辩护，声称“食人者不食人，则时刻有人食之危险!”所以，食人者不犯杀人罪，应正为“正当防卫”。
人均灾款四分钱赈会主席下跪
直面成上万的灾姓，惨对“人相食”的恐怖血腥，当时的国民政了哪些应急的赈济措施呢?当时在四川政职的甘典夔忆：为赈灾，政好不易筹借了141万赈济款，但这点钱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，县仅一万余如按灾人口三余万人平均分配，人均不到四分钱!在粒米寸金的大饥荒年月，这四分赈济款，跟没给一样。实际上，就连这可怜的四分钱也不会发到饿得眼睛发蓝的灾民手中。
赈灾人员出发前，赈会主席尹仲老涕泪满面，向发赈人员下跪，痛哭失声。他哭赈灾官员看在万忍饥挨饿的父老乡亲的面上，发发慈悲，务必将赈款发到灾民手中。但在那个“赈灾如致富”的黑暗年代，他纵然一片赤诚，又能动几人良心?
对这种烂到的官场腐败，当时的有识之士看得楚楚，赈灾款发到灾民手中，简直是天方夜谭!一些办赈人员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揩，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局长陶子国就贪占赈款一万多!因此，一些开明士绅宁肯自己出资，以个人之力援助边灾民，也不愿与官合作。
四川籍大慈善家尹昌龄曾政三番五次邀请主川赈务，却尹昌龄屡屡严词拒!尹昌龄认为，川之灾实为“人灾”，而非“天灾”，“终是人灾一日不去，赈务一日难言”，故辞而不。
尹昌龄后在成都经营著的“慈惠堂”，有屋间，却没有一间是自己私产。平时吃饭，与孤寡残疾一样饮食。尹昌龄去时，上万人为他送葬。尹昌龄毕其一生力为姓谋福利，赈济老弱孤贫，但他却始终不与官合作，硬聘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，他也不，不理睬，逢通开会借故请假，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。
灾民抢粮几十挺机枪横扫
烈日炎炎，里赤，上无赈济下无活，灾民们只能铤而走险，暴动抢粮为生存而战。
他们的第一目标是地主豪绅等“大户”，其次是城镇的米店粮行米的车辆。那时从嘉陵江上游而来的运萝卜的船只本不敢靠岸，然而灾民不河水浅，男女老幼为抢吃萝卜一起向船蜂拥而去，溺死无数。
因饥荒蔓延，盗匪横行。四川长寿县不少家劫舍的饥民官逮捕后，“自供不讳，自愿入狱”，因为这样就可以“坐食囚粮”，而免去饥馁之苦了。
一饥民为匪捕，官问他为匪之由，答谓：“不必多说，请于我死后，剖腹一见，一切自可明白。”殆如言视之，见其肠胃中尽属不能化之杂草!
大批难民拥入重庆，成上万的人饿死街头。警察仅在1936年2月和3月两个月中，就埋葬了4000灾民尸体，重庆专门修建了一个火葬场来烧死人。
至最后，饥民们开始体抢劫政的粮仓和军队的军粮。《评论》有一篇文章《饥饿压迫下的四川》，登载绵阳、剑阁等地出现“匪”，其实就是饿急了的饥民。他们托儿挈女，喝下草纸灰烧的“符水”，高吼“刀枪不入”，冲击县城、砸烂政，拼死拼活要抢粮，军队开枪得尸横满街!
当时还传闻：四川某地军阀一声令下，其麾下官兵迅包围操场，几十挺机关枪同时猛烈开火，以“反者格杀勿论”之由，把一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!
二刘争川大战之后有大灾
雷观明老人是1929年生人，祖籍四川成都，后定居辽宁。1936年川甘大饥荒时，雷观明岁，对那场大饥荒存有记忆。。
雷观明认为，四川大灾的内因很杂，有天灾，有人祸!“说四川是天之国，其实也就成都一带稍好一点。川、川东很多地方穷得很，水旱灾害、地震瘟疫，连绵不绝。那时四川有四大军阀：刘湘、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，还有田颂尧、杨森等等，这些军阀为争夺地盘大出手。尤其是‘二刘之战’，战争自1932年10月起，到1933年9月止，前后一年，战地绵亘川、川、川数十县，动用兵力30余万人，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。在这次战争中死伤的兵员、姓数以万计，损失财产无数，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。这些军阀混战，是导致日后四川大灾的重要祸因!”
这场蔓延数年的川甘大饥荒熬到1937年下年，天降久违的大雨，灾情逐缓解。后人在当时的重灾区，遂宁县公园中一棵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旁，立了一块碑，碑文写道：“荒年之树——民国二十五年，秋荒欠，入冬数月无雨，麦浅叶枯，饿死饥民成群，剥树皮，掘草以食，在公园不能禁，此树其剥后所遗残形。留，以供社会现象者之资料，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!”